【两汉文人对屈原的评价】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，屈原作为楚辞的代表人物，其作品《离骚》《天问》《九歌》等不仅在文学上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，也在后世文人中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与讨论。而两汉时期，正是屈原思想和作品被重新审视、解读的重要阶段。这一时期的文人，如司马迁、王逸、班固等人，对屈原的态度各有不同，但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复杂而多元的评价体系。

首先，司马迁在《史记·屈原列传》中对屈原给予了高度评价。他将屈原视为一位忠君爱国、才华横溢的诗人，并对其悲剧命运表示深切同情。司马迁认为屈原“志洁行廉，忠而被谤”，最终投江自尽，是“信而见疑，忠而被谤”的典型代表。他不仅肯定了屈原的文学成就，更强调了其人格魅力与精神境界，为后世树立了一个高洁的文人形象。

然而，在两汉时期，并非所有文人都对屈原持正面态度。例如，班固在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对屈原的评价相对谨慎，他认为屈原的作品“好用古语，多不达时务”，甚至指出其辞赋“有讽谏之义，然失于浮华”。这种观点反映了当时部分儒家学者对楚辞风格的批评，认为其过于浪漫、夸张，不符合儒家提倡的“雅正”标准。

此外，王逸在《楚辞章句》中对屈原进行了系统性的整理与注释，他在序言中称屈原“忠而见弃，忧愁幽思，故作《离骚》”，并将其视为“贤人君子之遗风”。王逸的评价更偏向于道德层面的肯定，强调屈原的忠诚与节操，而非单纯关注其文学成就。他的注释也为后世研究屈原提供了重要的文本依据。

从整体来看，两汉时期的文人对屈原的评价呈现出由政治立场、文化观念和文学审美等多种因素交织而成的多元格局。一方面，屈原作为忠臣烈士的形象被不断强化；另一方面，其作品的艺术风格也受到一定质疑。这种复杂的评价体系，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思想氛围，也为后世文人对屈原的理解与再诠释奠定了基础。

综上所述，两汉文人对屈原的评价虽有分歧，但总体上表现出对屈原人格与作品的尊重与认可。他们的观点不仅丰富了屈原的研究内容，也为后世文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。